3100件专利暴雷后续（三）：DAC与USPTO交锋升级，USPTO建议DAC起诉违规代理方进行索赔(附答辩状全文翻译)

近日，因3100件专利暴雷引发的DAC案又有了新进展（案发：文章链接；进展报道：文件链接2），原告Diamond Art Club（DAC）与USPTO再次交锋，双方围绕“代理责任归属”与“制裁是否合规合理”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特别地，USPTO此次还建议DAC起诉违规代理方进行索赔。

争议一：W&K的欺诈行为，是否该归责于DAC？

DAC（原告）：完全不该担责

l 代理范围有限：仅授权W&K处理688号申请，最终仅5份文件涉虚假签名，W&K对其他3000余件申请的欺诈，超出授权范围，与己无关。

l 符合免责例外：W&K行为属代理法“免责三情形”——故意欺诈（意图欺骗USPTO）、损害DAC利益（截留费用却提交虚假文件）、重大过失（4000份虚假文件非“无心之失”）。

l 自身无过错：行政记录确认，DAC被W&K误导且不知情，无任何共谋或参与欺诈的证据。

USPTO（被告）：DAC必须担责

l 代理关系合法：DAC签署授权委托书，明确W&K可处理688号申请在USPTO的全部事务，W&K提交文件的行为在授权内，目的是帮DAC获取专利，符合DAC利益。

l “不知情”不成立：行政记录仅“推测DAC可能不知情”，无实据证明DAC是欺诈受害者；专利制度无法逐一核查申请人与代理人的内部知情情况，否则会陷入效率瘫痪。

l 遵循代理法原则：依据Link案等判例，委托人需对代理人授权范围内的行为承担责任，DAC不能以“不知情”规避后果。

争议二：USPTO的制裁是否合规？

DAC：程序违法，未考量关键因素

遗漏法定审查因素：未按《联邦公报》要求，审查“虚假签名仅影响5份文件”“DAC无类似违规记录”“DAC已积极补救”等关键信息；

事实认定片面：将W&K对3100件申请的欺诈“打包”归责于DAC，仅以“5份文件虚假”定调，完全无视DAC的个案差异。

USPTO：程序合规，事实认定充分

已审查核心因素：依法核查“W&K欺诈属长期模式化行为”“需遏制行业效仿”等规章要求的因素，将W&K整体欺诈作为688号申请制裁背景，是维护专利制度诚信的必要举措。

事实依据充足：行政记录已确认“W&K为DAC提交5份虚假文件”“DAC授权W&K代理”，无需额外调查DAC与W&K的内部往来，事实认定足够支撑制裁决定。

争议三：“终止且不可恢复”的制裁是否合理？

DAC：制裁过度，违背比例原则

过错与制裁不匹配：仅涉5份虚假文件且已主动补救，却被处以“申请永久终止”的极刑，与过错程度完全不符。

忽视补救行为：DAC的补救行为应属减轻情节，但USPTO在制裁时未予考量，违背《联邦公报》要求的“审查补救措施”等因素，属程序瑕疵。

“一刀切”违法：对3100件申请无差别制裁，不区分“无辜的DAC”与“可能知情的申请人”，违反《行政程序法》禁止无差别行政行为的规定，还可能削弱公众对专利制度的信任。

USPTO：制裁合理，为护制度完整性

欺诈破坏信任根基：虚假签名摧毁USPTO对文件真实性的信任，即便DAC后续补救，但违规行为已经发生，损害不可逆，也无法消除“申请基础文件存欺诈”的瑕疵，终止申请是保护制度的必要手段。

维护制度，非个案补偿：USPTO的核心任务是维护专利制度整体的公信力底线，而非为个别案件寻找“补偿机制”，补救行为不能抵消前期违规责任，无需纳入制裁考量。

一致制裁有必要：所有受W&K影响的申请，对专利制度的威胁程度相同，一致终止符合“保护制度完整性”的首要目标，并非无差别对待。

争议四：DAC的救济途径该找USPTO还是W&K？

DAC：应要求USPTO撤销制裁

自身无过错，USPTO的制裁属“武断与任意行为”，应通过司法程序撤销制裁，恢复688号申请审查。

USPTO：DAC应起诉W&K索赔

若DAC认为W&K存在过失，救济途径是通过malpractice（律师过失）诉讼向W&K索赔，而非要求USPTO免除制裁；行政制裁与民事索赔互不冲突，USPTO无义务为代理人的欺诈“买单”。

双方陈词总结

原告DAC：

W&K的欺诈行为完全符合代理法免责例外，DAC作为不知情的受害者，既无过错亦已积极补救，却被USPTO与其他严重违规申请“一刀切”处罚，该制裁缺乏事实关联与法律依据，属典型的“武断且反复无常”。

恳请法院依法撤销USPTO对688号申请的终止决定，恢复审查程序，还无过错专利权人一个公正，也为“代理人过错不株连无辜申请人”划定明确边界。

被告USPTO：

USPTO的制裁基于“代理人授权内行为由申请人担责”的法定原则，统一处理是为维护专利制度的核心公信力——虚假签名破坏审查基础，任何个案妥协都可能引发规则漏洞。DAC的“不知情”无实据支撑，补救行为亦无法抵消已发生的违规损害，USPTO的裁量符合法律要求与公共利益。

恳请法院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驳回DAC的诉求，确保专利制度的严肃性与威慑力。

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原定8月21号的听证会已延至2025年10月9日。此案最终判决不仅关乎DAC的专利命运，更将为未来类似案件划定重要标尺。我们将继续跟进本案进展。

附：被告（USPTO）支持其简易判决动议的答辩状全文译文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弗吉尼亚州东区

亚历山德里亚分院

案号：1:25-cv-00341 (PTG/WEF)

原告，

v.

Coke Morgan Stewart，

被告.

被告支持其简易判决动议的答复

ERIK S. SIEBERT

美国代理律师 KIRSTIN K. O’CONNOR RAUL A. RUIZ

助理美国代理律师

被告代理律师

目录

引言 ....................................................................... 1

论证 ....................................................................... 2

I.USPTO认定“无减轻情节可免除原告对代理人不当行为的责任”，该认定不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 ......................................................................... 2

A. W&K是原告的代理人，其行为符合原告利益.............................. 2

B. 原告就代理人所谓过失的救济途径是起诉 W&K .......................... 4

II.原告对USPTO制裁权行使的质疑应被驳回 ................................... 6

A. 原告通过其代理人，在688号申请中违反诚实信用义务，且为不当目的提交文件 ....................................................................... 6

B. USPTO对相关因素的考量不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 ....................................................................... 8

C. USPTO认定对 W&K 所有本人施加相同制裁具有合理性 ...................................................................... 10

引言

在抗辩中，原告再次试图与代理人的行为撇清关系。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688号申请人（含DAC）明确授权W&K向USPTO提交文件，处理688号申请的审查事务。在代理期间，W&K提交带有伪造从业者签名的文件，意图欺骗USPTO并规避规则。USPTO结合该行为的广泛背景（即原告代理人的大规模不当行为），考量了其规章规定的因素后，对每件申请施加相同制裁，并在《制裁决定终局令》中详细阐述了该不当行为应获此制裁的理由。

诚然，原告认为该结果过于严厉。但法院的职责并非重新权衡证据、调整专利局的优先事项，或判断法院是否会施加相同制裁。根据《行政程序法》的尊重性审查标准，法院仅需判断专利局的决定是否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本案中，USPTO的决定完全符合该标准。

论证

I. USPTO对于“无减轻情节可免除原告对代理人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认定不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

A.W&K是原告的代理人，其行为符合原告利益

原告现承认，W&K是其在688号申请USPTO审查程序中的代理人（原告答辩状第8页）。原告亦承认，W&K“代表688号申请人向USPTO提交了5份带有虚假签名的实质性文件”（同前）。然而，原告主张“存在减轻情节”，可免除其作为本人对代理人行为的责任——即W&K存在“欺诈”，且本人无需对代理人的“损害本人利益的行为”承担责任（原告答辩状第5-7页）。

行政记录驳斥了原告的主张。W&K的行为始终是为原告利益服务，而非损害其利益。依据688号申请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W&K实施的正是本人授权代理人实施的行为：“处理与该[688号]专利申请相关的、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全部事务”（行政记录第3页）。通过签署该授权委托书，688号申请人“明确授权”W&K处理与688号申请相关的、USPTO的全部事务（Japanese Found. For Cancer Rsch. v. Lee，773 F.3d 1300, 1309 (Fed. Cir. 2014)）。因此，W&K的欺诈行为——即在专利文件上虚假签名——是为原告利益向USPTO实施的，具体而言，是为满足原告获取专利的诉求。换言之，无论原告最终因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承担何种后果，W&K的虚假提交行为均是为推进原告获得专利的利益。

原告抗辩称其“是代理人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原告答辩状第2页）。但行政记录并不支持该宽泛主张：USPTO仅“确认申请人及申请所涉其他个人或实体可能并不知晓W&K的行为”（行政记录第477页，重点为笔者所加）。除“王发明人通过中介委托W&K”这一事实外，行政记录中无任何关于688号申请人与W&K之间往来的信息（行政记录第445页）。事实上，原告在针对USPTO的《说明理由令》的答复中，甚至未主张其代理人对688号申请人实施了欺诈（见行政记录第443-447页）。

无论如何，原告的“受害者”主张暴露了其论证的根本缺陷：原告实质上要求USPTO在每次代理人提交虚假文件时，均需超越已有证据，调查申请人对代理人行为的知情情况、申请人是否被代理人误导，以及其他各类潜在事实问题。若允许当事人通过“事后单方面宣称某部分代理行为未经授权”来否认代理关系，专利制度将无法运作。原告主张的“USPTO需判断申请人与代理人是否心意一致、知情程度是否相同”的标准，既无法律依据，亦与法律代理制度不符.参见Link v. Wabash R.Co.，370.S. 626, 633—34 (1962)；Pioneer Inv. Servs. Co. v. Brunswick Assocs. Ltd.P’ship，507 U.S. 380, 397 (1993)；Irwin v. Dep’t of Veterans Affs.，498 U.S. 89, 92 (1990)；Japanese Found. for Cancer Research, 773 F.3d at 1309。

USPTO基于其掌握的行政记录作出的决定具有合理性。在考量制裁时，USPTO知晓以下事实：688号申请人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W&K代表其提交文件；W&K提交虚假文件，违反诚实信用义务（行政记录第479页：“本案申请中‘提交虚假签名’的行为，违反37 C.F.R. 1.56规定的诚实信用义务，同时违反37 C.F.R. 11. 18(b)(2)(i)关于‘不得为不当目的提交文件’的规定”）。基于专利局当时知晓的情况，USPTO其对原告施加制裁（针对代理人处理原告专利申请时的行为）完全合理。

B.原告就代理人所谓过失的救济途径是起诉W&K

原告还主张，因W&K的行为“极其恶劣、不可原谅”，构成重大过失，故其行为不应归责于原告（原告答辩状第8-10页）。原告的该主张源于其他巡回法院关于“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0(b)条，委托人可就律师行为导致的缺席判决获得救济”的判决（同前）。

首先，第四巡回法院“尚未明确处理”该问题（Al -Sabah v. Agbodjogbe, 2021 WL 5176463, at *2 (4th Cir. Nov. 8, 2021)），因此该规则并非本巡回法院的法律。联邦巡回法院亦未确立“原告可免除对代理人重大过失行为责任”的绝对规则。其次，本案不涉及缺席判决；相反，USPTO通过自身的《说明理由程序》，作出了经合理推理的终局行政决定——该程序允许688号申请人陈述意见（行政记录第442-447页），最终使专利局“阐明了认定事实与所作选择之间的合理关联”（Ohio Valley Envt’l Coal. v. Aracoma Coal Co., 556 F.3d 177, 192 (4th Cir. 2009)）(引用省略）。第三，如前所述，行政记录未证明原告是W&K案件的受害者；至多，原告的共谋程度（若存在）对USPTO的终局决定无决定性影响（行政记录第477页：“尽管确认申请人及申请所涉其他个人或实体可能并不知晓所涉行为，但该考量既不能免除已发生的规则违反，亦不能削弱‘保护美国专利制度完整性’这一重大公共政策利益”）。

归根结底，原告认为其受到的制裁不公。但原告并非无救济途径。当“律师的行为远低于合理标准时，委托人的救济途径是起诉律师，主张律师过失责任”（Japanese Found. for Cancer Rsch., 773 F.3d at 1309 n.6 (quoting Link, 370 U.S. at 634, n.10)；另见Singhal v. Mentor Graphics Corp., 328 F. App’x 648, 650 (Fed. Cir. 2009)（引用同前）。维持USPTO的制裁，并不影响原告通过起诉W&K主张过失责任（或其他侵权责任）寻求救济。

II. 原告对USPTO制裁权行使的质疑应被驳回

法院应驳回原告试图重新争议专利局“制裁相关因素权衡”的主张。原告认为，USPTO应忽视W&K不当行为的广泛性，更重视原告（而非其代理人）的无故意性，且更认可原告最终委托新代理人的行为。换言之，原告力促法院重新权衡证据、降低专利局“保护专利制度”这一既定优先事项的权重，并认定较轻制裁更适当。原告甚至主张法院应要求USPTO更多考量“相互竞争的政策考量”（原告答辩状第19页）。

这并非《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审查范围；法院无权以自身判断替代行政机关的判断（Ohio Valley Envt’l Coal., 556 F.3d at 192）。USPTO局长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施加其认为“适当”的制裁（37 C.F.R. § 11.18(c)）。法院的审查范围仅限于：专利局对相关因素的权衡是否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而非法院是否会作出相同的初始决定。

依据该正确审查标准，USPTO对原告施加制裁及选择制裁方式的行为，不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

A.原告通过其代理人，在688号申请中违反诚实信用义务，且为不当目的提交文件

原告主张，USPTO将W&K在其他申请中的虚假陈述归责于原告，该行为不当，因该等行为超出688号申请人的授权范围（原告答辩状第3-4页）。该主张缺乏说服力。USPTO关于688号申请的《终局令》明确将“W&K的长期欺诈”作为理解“W&K在688号申请中提交虚假签名文件背景”的相关因素。原告自身——通过其代理人W&K——实施了可制裁行为：违反诚实信用义务，且为不当目的提交文件。

在解释所选制裁时，USPTO强调，“本案申请中发生的规则违反，与USPTO的继续审查程序不相容”，因“USPTO无法信赖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行政记录第479页，重点为笔者所加）。该“规则违反”指688号申请人通过其代理人提交带有虚假签名的文件，违反37 C.F.R. § 1.56及37 C.F.R. § 11. 18(b)(2)(i)（行政记录第479页）。USPTO推理称，“该等行为意图欺骗USPTO，使其相信申请符合要求，进而对本无资格获得审查的申请进行审查”（同前）。USPTO认定，与688号申请相关的该等违规行为应受制裁。

因此，行政记录表明，与688号申请直接相关的多项违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义务及为不当目的提交文件——均应由688号申请人承担责任。

B.USPTO对相关因素的考量不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

除与688号申请直接相关的该等违规行为外，USPTO还明确考量了73 Fed. Reg. 47650, 47653规定的多项因素（行政记录第477-478页）。与本案相关的非穷尽性考量因素包括：不当行为“是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还是孤立事件”、“行为人在其他事务中是否存在类似行为”、“需采取何种措施阻止行为人在本案中重复该行为”，以及“需采取何种措施阻止他人实施类似行为”（同前）。

值得注意的是，原告未否认W&K实施的欺诈具有广泛性，亦未否认“重复不当行为可作为USPTO规章规定的制裁依据”。此外，尽管原告现承认W&K是其代理人，但仍主张USPTO应将“W&K在原告案件中的行为”与“W&K的广泛欺诈”割裂，使原告免于USPTO为保护专利制度整体而采取的合理措施。但USPTO推理称，“若施加低于‘终止审查程序’的制裁，既无法纠正该行为，亦无法遏制未来的不当行为”（行政记录第480页）。基于上述所有理由，USPTO认定原告需对其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该认定具有合法性。

诚然，USPTO本可更重视原告的独立主观状态及补救措施。但在《行政程序法》的尊重性审查标准下，这并非审查重点；USPTO无需将原告的行为与代理人的广泛不当行为割裂看待。背景情况对USPTO的推理具有关键意义，这一做法具有合理性。试想一个假设案例：若申请背景对专利申请人有利——例如，申请人的代理人仅在单一案件中偶然违反规则，而在其他所有案件中均遵守规则——若USPTO未考量代理人行为的广泛背景，申请人完全可能主张该决定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本案则相反——USPTO对每件申请施加的制裁，均合理考量了W&K整体行为对专利制度构成的风险。该等价值体现在规章要求中：需考量不当行为是孤立事件还是模式化行为，并遏制未来违规（73 Fed. Reg. 47650, 47653）。

原告无法否认（亦未否认）USPTO具有“遏制本案所涉不当行为”的利益。当W&K等主体反复威胁专利制度完整性时，USPTO规章允许采取符合常识的解决方案：问题越严重、影响越广泛，USPTO的遏制利益越重大，适当的处罚可能越严厉。如被告在开篇备忘录中所述，面对数千件带有W&K虚假签名的申请，以及虚假签名对专利制度关键保障措施的规避，USPTO合理认定需采取严厉的遏制措施（见被告备忘录第29-30页）¹。该考量结合与688号申请相关的违规行为，最终形成本案制裁。USPTO合理认定，该等制裁将激励专利申请人更密切地监督其代理人的行为。若USPTO将W&K的行为与其他广泛不当行为割裂看待、孤立分析，将无法实现该遏制利益。

¹尽管原告抗辩称“W&K广泛欺诈的证据未纳入行政记录”，但其仍承认“W&K至少在4000份专利文件中提交虚假签名”（原告答辩状第14页）。

C.USPTO认定对W&K所有本人施加相同制裁具有合理性

原告主张“USPTO对W&K所有委托人施加相同制裁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该主张存在相同缺陷。原告认为，因其在诸多方面的过错程度低于其他专利申请人，故应获得较轻制裁。该主张仅是原告试图不当质疑USPTO制裁优先事项的又一表现。

USPTO的首要优先事项是保护专利制度的完整性（被告备忘录第4-6页、第28-31页）。每份带有虚假签名的申请，均对专利制度的可靠性构成同等威胁。换言之，USPTO每收到一份带有虚假签名的文件，均面临“授予因不当行为而存在瑕疵的专利”的风险。因此，USPTO具有同等利益：激励每一位“W&K为其提交虚假文件的专利申请人”在未来更密切地监督代理人。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无法改变USPTO“仅授予有效专利”的核心关注点。与W&K的众多其他委托人一样，原告向USPTO提交虚假签名时，已损害了专利程序的可信度——无论其后续是否试图纠正该问题。USPTO合理认定，“为欺诈专利局、规避保护公众的保障措施而提交虚假签名”的行为，对所有受影响的申请而言，均与USPTO的继续审查程序不相容。

重申：法院的审查重点并非“法院是否会作出相同结论并对每位申请人施加相同制裁”，而是“USPTO的该等行为是否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对每一份受影响的申请采取一致处理，绝非武断行为。

结论

基于上述所有理由，USPTO施加的制裁不具有武断性与任意性，应作出支持被告的简易判决。

日期：2025年8月6日 谨呈，

ERIK S. SIEBERT

美国代理律师 KIRSTIN K. O’CONNOR RAUL A. RUIZ

助理美国代理律师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贾米森大道2100号 邮编：22314 电话：(703) 299-3799；(703) 299-3853 传真：(703) 299-3983 电子邮箱：kirstin.o’connor@usdoj.gov；raul.ruiz@usdoj.gov 被告代理律师

封面来源/图虫创意

（来源：跨境知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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