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洲”，谁将最终获利？

疫情暴发后，国际经济疲惫不堪，特朗普政府借美国大选造势，将“美国优先”进行到底，前后提出“离开亚洲”“回到美洲”两项本质雷同的计划，且后者极有可能实现。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应做好企业服务工作，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来华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国企业应认清美国政府相关政策本质，深入思考，及早应对，尤其针对拉丁美洲地区宜妥善处理好投资行为，避免遭受损失。

迂回——从“离开亚洲”到“回到美洲”

美国白宫拉美事务首席顾问毛里西奥·克拉弗-卡隆（Mauricio Claver-Carone）近期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制定一项“回到美洲”的计划，将以财务奖励的形式鼓励美国企业把生产设施迁出亚洲，转移至美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回到美洲”计划是将美国企业的部分投资带回美国本土及转移至拉丁美洲地区（带不回美国本土的部分），因此该项计划仍然是以“美国优先”为主。按照该官员的口径，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有望将300亿～500亿美元（约合2 092亿～3 487亿元人民币）的美资企业投资带回美洲，对基础建设、能源及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进行投资。

在“回到美洲”计划之前，“离开亚洲”计划已被特朗普政府大肆宣扬，二者均根植于“美国优先”政策。它们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而做出的考量，严重脱离了“市场”这一极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离开亚洲”计划提出以后，金融市场立即做出反应，美国股市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同时，该计划遭到美国商会、企业界等市场主体的强烈反对。在此背景下，“回到美洲”计划看上去似乎更像是“离开亚洲”计划的迂回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毛里西奥·克拉弗-卡隆已于2020年9月13日胜选美洲开发银行（IDB）行长，并于10月1日接替现任行长莫雷诺（哥伦比亚籍）担任新一任行长，任期为5年，并可以连任。他是第一位由美国政府直接提名的IDB行长，打破了60多年来IDB行长均由拉丁美洲人担任的惯例。追溯美洲开发银行的历史，其成员彼此间曾达成共识——要想使IDB获得成功，必须让拉丁美洲人领导。自IDB成立以来，该银行的4位行长分别为智利籍的埃雷拉（任期为1960—1970年）、墨西哥籍的梅纳（任期为1970—1988年）、乌拉圭籍的伊格雷希雅斯（任期为1988—2005年）和哥伦比亚籍的莫雷诺（任期为2005年—2020年）。此前，毛里西奥·克拉弗-卡隆的提名遭到了巴西、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等拉丁美洲多国抗议，但最终“力排众议”“过关斩将”，作为IDB接受的唯一提名候选人胜出。毛里西奥·克拉弗-卡隆在委内瑞拉问题和古巴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IDB是拉丁美洲地区主要的金融机构，可以预见，毛里西奥·克拉弗-卡隆担任IDB行长后，将更有利于美国对该地区进行金融控制。中国于2009年从观察员身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会员，但目前并没有实际话语权。可以预见，我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前景良好，但过程将十分艰辛，其中不乏美国因素的影响。从现在的情况看，暂且不论美国是否要下定决心“领导”拉丁美洲事务，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极力想要阻碍我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正常合作关系发展。

思考——谁是“回到美洲”的受益方？

如若美国政府真的执行“回到美洲”计划，也许将会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放眼全球，这种影响十分有限。

美国企业是否离开中国，根本上由市场决定。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生产高效，消费市场庞大且不断扩容，内需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空间十分广阔。我国已深度参与国际大分工且承担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如若强行离开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发展基地，无疑会极大地损害美国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企业无法正常运营。如果想要用“回到美洲”计划强行让两国经济“脱钩”，势必威胁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危及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这种做法与市场经济规律、自由竞争规则、经济全球化潮流相违背。因此，已经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撤离可能性极小，即便有一些对经营影响不大的企业意欲撤资，其真正离开的时间也较长。利益导向将促使企业做出理性判断，最终选择留在中国市场的企业将成为中国投资市场的中坚力量，并引导外商投资走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当然，“回到美洲”计划必然会对拉丁美洲国家有利，并使它们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经济的联系。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忽视拉丁美洲地区了。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稳定，拥有较好的商业平台和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人才储备，一直受到世界投资者的青睐，并且致力于改善本国的营商投资环境，在某些产业、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如果美国未来抛出足够有吸引力的激励政策，毫无疑问，美国投资者会增强对拉丁美洲的投资信心，进而促进“近岸”投资发展。在“回到美洲”计划下，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选择拉丁美洲作为投资目的地。

判断——中国政企如何应对？

“回到美洲”计划背后，到底是美国的真正发展意图，还是仅仅为美国大选造势？后者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即便特朗普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这项政策也极有可能在美国落地。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两国博弈可能是未来持续面临的问题。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霸权”行径由来已久，这种“国际大哥”意识决定了美国一直是主动出击，而其他国家则被动承受。这从美国强硬对待中国华为、抖音（TikTok）等企业，以及对待欧洲盟友等行为就可见一斑。我们与其赌美国“会不会”或“敢不敢”真正执行该计划，不如及早做好应对措施，妥善处理相关海外投资，避免企业遭受损失。事实上，从目前情况来看，较大的风险来自于我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业务受到影响，而并非美国资本撤离的压力。但不论影响几何，我国政府和企业都应及早做好准备。

从政府层面看，为积极促进外商投资，我国已于2019年颁布了全新的《外商投资法》，并于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规的实施为国外企业来华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显示了我国政府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一员面向世界扩大开放的立场，表达了对全球投资者来华投资的诚意。未来各级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执行好新的《外商投资法》，为外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特殊经济区还可以研究更高层次的开放政策。此外，政府应大力扶持民营资本的发展，健全民营资本海外投资相关政策，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活力，使其无后顾之忧。

从企业层面看，科学地制定国际化战略至关重要。美国政府将投资重点放在美国本土和拉丁美洲地区，势必会对我国企业在拉丁美洲的业务造成影响。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体量，我国企业宜广交善友，加强与当地经济的联系，有效抵抗潜在风险和冲击。我国企业“走出去”已有多年历史，现已进入攻坚期，是追求“质量”而非“数量”的关键时期。海外投资时的本地化问题是目前企业面临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企业想要在海外获得稳健的发展，除了被动接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更应当增强自身“还手”能力。大型国企可通过资本运作方式购买当地企业股权，从而进入当地市场，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业务；而数量庞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缺乏资本加持，海外业务拓展之路举步维艰。对于“走出去”的民营企业，除了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法规法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最重要的是把主体业务做精做强、提高创新能力、提升科技附加值水平，仔细研究投资目的国的政策环境，探索产业链集群、联合“出海”、工业园区等实践，大胆应用政府平台、商业平台及国企平台，迈出海外业务的第一步；同时，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积极应对海外投资风险，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来源：进出口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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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进出口经理人）